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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波的博客

 
 
 

日志

 
 

杀掉郑筱萸的意义何在?  

2007-07-13 20:33: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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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这件事在平常的日子里会被认为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在教徒以及一些准教徒那里说的更夸张,称其为野蛮.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带有死刑处罚的法律看成是与其所惩罚的罪行一样的行径.行刑官难道真的和杀人犯干的是同样一种事情吗?这种态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从网友们在新闻背后的留言中看到,大家对于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前一条新闻面前人们受到鼓舞,表示"该杀,而且杀得不够"的人非常多.而当他们听到一个人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之后,大多会表现出一种恻隐之心.这是人性的最基本也最自然的反应.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消灭死刑的理由.也不认为因此而消灭了死刑就是文明.人因为有同类的生命被剥夺而受到惊吓,产生难过的感觉.的确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还有更多支持保留死刑的理由存在.最起码的一条,便是人们追求社会公正的要求.

公正,社会公理和正义,我们承认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抽象的,定义很多且大都经不住推敲和论证,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到底什么是公正,人们莫衷一是,为此争论不休.但是,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是,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否则社会就连一时一刻的秩序都不会有,人的内心也永无平静的一刻,幸好有公正真正存在于人间,所以每当它出现,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就被制服,人们就会感欣慰,社会就会归于平静.

司法怎样才算合格,其实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它的结果被社会认同,人们能从中看到公平和正义的光辉.

还有一个方面需要解释,就是国家意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会有一个自己的整体性的价值意识.死刑要不要实施?是由国家民族的价值观来决定的.比如新加坡至今仍保持鞭刑,并且在前些年实施于一个乱写乱画的美国年青人身上.美国人英国人都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野蛮行为,我们也会自然而然感到心里有种不好受的感觉.但是美国人不能出兵才制止这件事,就是总统来求情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大家认同一个前提,那就是法律是以国家为前提的.法哲学有很多种,只是每个国家只选择(或者是最终形成)一种,因此,英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对中国保留死刑有反感.那也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不需要,但中国需要.

我第一次不愿遵从贺卫方先生的法学观点就是在他反对死刑的时候.为什么要取消死刑,他讲因为中国死刑太多了,是全世界的总和,中国的死刑程序太轻率了,杀人到了随便的程度(尤其严打时期),杀人的标准太不统一了,有钱有权的罪大恶极也不杀,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在生命受到最后威胁的时候都得不到最基本的救助,这些现实我们当然都能看得到,但是,现实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是世界首屈一指,从文化革命到如今,中国的基本道德体系崩溃.信用,荣誉观念完全溃败,因此犯罪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性质恶劣到是人就无法容忍的地步.对于这多到让人麻木的滔天的罪行,怎么能不保持最严酷的刑罚.当然,我同意道德,教育感化,制度约束以及监督的建立都有各自的作用,有时候他们发挥的作用更明显更持久,但死刑本身与这些因素一样,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作用.死刑对于遏制犯罪有没有用?这个问题一再被问起,我真是不知道问这些问题的人大脑都怎么了,死刑没有用,那一般的徒刑岂不更没用?干脆把所有监狱都拆了算了.犯罪越来越多另外有原因,怎么能因此怀疑刑罚的作用?

说到贪官的死刑,我本人更是一个强烈的支持者,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情况是,老百姓不分政府和人大,也不分公安和检察,只要是为国家服务的都叫官,书记,市长是官,法官警察是官,就连城管也是官.一切有权的都是官.官是个大群体,一个大的利益群体,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社会上层了,是社会的领导阶层,如果他们仍然要犯下严重罪行,那对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最危险的导向,就是破坏了河水的源泉头.因此,对这些人罪加一等就是必须的.在中国就是最符合民众的正义观的.一旦有这样人受到法律的严惩,人民就唱: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眼闭了,以此发泄他们的鄙夷和幸灾乐祸.

所以,我看到金融时报写文章问,杀一个郑筱萸管用吗?我真是感到莫明其妙.也很为他们生气.我认为这些人是假悻悻的伪善者.他们根本不明白对于中国来人说,最急切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于是我写了下面的时评批评他们,发表在财经时报上.

 

 

杀掉郑筱萸的意义何在?

邵颖波

 

原国家药品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局长郑筱萸7月10号被执行枪决。有外电特别指出,这是自2000年之后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的中央政府官员。这是事实,胡长清,成克杰被枪毙的事情的确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

     中国虽然仍在诸多罪行的刑事处罚上保持了死刑,但是因为逐渐接受了慎用死刑的观念,而大大减少了这方面的数字。郑筱萸死刑案的震动巨大除了与其个人身份地位有关以外,也和死刑大量减少有关。

但是,一些外国媒体却对此表示质疑,以英国金融时报为例。他们不仅报道了案件本身,还发表了专栏文章,提出一个问题:杀了一个郑筱萸,管用吗?

金融时报在报道中提出了一个判断:“(判处郑死刑)这显然是在中国爆发一系列产品质量丑闻后,向其他官员发出一次严厉的警告。”基于这个前提,他们的专栏文章认为就怀疑这件事对于解决中国药品食品的安全很可能不管用。事实上,类似的质疑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死刑对于遏制腐败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死刑是不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观念等等。

就如同我们经常从自己的生活理念出发来评价西方社会的发生的种种事件一样,类似的错误西方人同样也会发生。有些西方人认为死刑从人类哲学和道德的角度出发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就一根概否定所有死刑的执行。但是这样的观念并不真正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是全人类共同认可的普世的价值观,还有更多的人认为死刑对处于特定文明程度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关乎社会正义的保障-----在最严重罪行最发生的时候,国家必须有能力保持和实施同等强度的刑事处罚。

 郑筱萸担任药监局局长期间,与妻子儿女一起受贿人民币650万元,并使上千种仿制药和改剂型的药品以新药的名义得到审批,其中被证明至少有6种是假药,而其中一种假药含有至死人命的物质,并导致至少五个人死亡。

最高法院核准该项死刑的理由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法院对此案的审判完全符合中国刑法所要求的罪与罚相适应。维护了社会正义的价值。司法实施的根本作用何在?正在于(也仅仅在于)维护每一起案件中的社会正义。

金融时报的作者们以及另外一些人提出的质疑是针对药品安全以及遏制腐败的。他们建议加强监督制度的建设也是善意的和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因此而怀疑、低估杀掉郑筱萸的意义则错误的。对于正在努力向西方学习法律知识和理念的人们来说更是不能理解的。开放后的中国逐步接受了西方法律的一些基本传统和精神,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法无明文规定不治罪,有效法律必须得到标准统一的执行等等。如果批评中国司法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存在标准不够统一、恒定等现象,人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求死刑对某些法律之外的具体事务起到根本作用,那不是和某些时候中国的司法脱离法律本义而专为某些特殊目的而实施犯的是同样性质的错误吗?

以神学宗教哲学来否定带有死刑的法律,现在还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人民所要求的正义一定是现实的正义。若想追求更高层次的人性文明,必须要以时间和国家整体文明的进步和转化为条件,离开这个前提反对死刑没有意义。

最后回到“管用”这个话题上来。我们相信犯罪这一人类独有社会现象并不能彻底消灭,人们所进行的一切努力,目标只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减轻犯罪对于人类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死刑当然会起到显而易见的作用。和教育,道德感化,制度约束以及一般的刑事处罚一样,都是遏制严重犯罪的手段之一,死刑不仅可以立即彻底地消灭一桩犯罪行为的发生,更可以震慑他人。中国企业界人士行贿官员的行为有一部分是慑于贪官污吏的权力而被迫发生的。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正在于与这种日益严重的以权力胁迫犯罪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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